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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风尘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寒光十四州

 
 
 
 
 

日志

 
 

法制的自然现实性  

2010-08-16 14:34:17|  分类: 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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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政府出台的很多法律政策,原本立意很好,出发点也是为了大众考虑,但是有些付诸实行之后就出现了原先未能预料到的问题而不得不修改或者是撤销。 有些则是到了下面,到了基层执行的时候就会走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最近这个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很多时候政府多说少做还好,一旦出台什么政策、加强什么监管往往是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解决已有的问题,反而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帮倒忙,搅乱了原先的秩序。例如新《劳动法》出台,不仅无法帮助劳动者,反而造成了大量的失业现象。而绿坝的出台,不仅一片嘘声,而且完全达不到预先设想的目的而不得不推迟执行。

 

其实少许反思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的许多政策法规是脱离了现实的。

 

那么什么是现实? 一般而言,现实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的体现,事物存在的环境等。 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体系,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社会习惯,我们的思维定式等都是我们在出台一项政策时需要考虑的。

 

且不说事物存在的环境,只是浅淡一下事物发展规律。

 

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学家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 其中在近代比较有影响的是哈耶克的理论。 在哈耶克的理论里,最核心的就是“自发演进的秩序”。 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并非出于人的预先设计,而是人的行为的结果。 市场经济如此,法律规则如此,社会演变也是如此。 哈耶克猛烈抨击建构主义者,因为这些人鼓吹“大政府”,认为好的规则都是制定和监管出来的。其实是一种首末倒置。 

 

哈耶克的理论基础,其实很类似与中国古代的老子思想,我称之为自然主义。 这种思想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各有其内在发展规律,我们最好的是顺其自然,听之任之而不是人为地企图设置障碍,强行扭曲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比如说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说法。 我认为这种思想有其非常珍贵的一面,就是对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和顺应。 这在自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理性主义过分膨胀的今天是有着矫枉过正的作用的。 当然,纯粹的自然主义过于强调了事物的自然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算是其一个缺陷。

 

任何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在充分了解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规律作出引导和规范。 正如对于水流的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对水疏导和约束的水利工程一样。 在社会生活中,民心民意就是水。民心民意是基于人性的,其中有善有恶,正如河流中有水有泥沙一般。 合理有效的疏导就是充分了解和利用人性中的善恶作出引导和规范,使其发挥出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有益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人性中的恶的一面,如果只是采取堵的方式,那只能是在短期内遏制其发挥,但是堵到最后就是爆发。大禹治水的故事已经几千年了,我们的管理层真的应该好好地对照反思。

 

疏导与约束,在社会体制中,就是关于法律和政策。 关于法律与政策的产生,另一位自然主义者布鲁诺.莱奥尼认为:法治不是国家立法的产物,也非政府的创设,而是人民自愿接纳法律规范而发展起来的。 莱奥尼剖析罗马法和普通法指出,法律就像语言,不是被特意设计出来的,而是人们共同参与而形成的。最好的造法方式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发明”。 “法学家和法官是通过一些送到他们面前的材料进行加工”,就像“一个人用原木造出来木料那样”。这一造法过程中司法权压倒了统治权,因此法律就具有了“至上性”。 早在中古时代法学家就说过,“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其次才是国王,因为他和他的臣民都受它统治,没有法律,就没有国王,也没有王国”。 但假如法律都由国王或政府来制定,就没有这种“至上性”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成了一句空话。理解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想想我们这个国家,法律由政府制定并颁布,法规法令多如牛毛,却始终只有“人治”而无“法治”。

 

莱奥辛还有一个突出的洞见:“自由市场绝不可能与权力当局集中控制的造法过程相容。”他说,罗马的繁荣强盛,与非立法的罗马私法的发达分不开,即使在最糟糕的大政府时期, “一般来说,私人拥有的土地绝对不会遭到没收,政府永远不会强行干预私人企业的经营活动。同样,罗马政府也不可能搞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相反在现代国家,越来越多的法律出自立法机构,很多时候就成了政府干预社会的工具。莱奥辛说,“在当代政治制度中,相对于维护个人自由的目标而言,立法之法太多了,群体决策太滥了,选择太僵硬了”,这样便导致了计划经济,造成了很多社会规律走形的现象。

 

那么,真正的法治如何达成?莱奥辛说,“法治,就其经典的含义而言,必须切实保障法律的确定性,以使个人能够据此为其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做出长远规划,否则法治就不可能维系”。说到底,法律终归还是要建立在个人诉求之上,保障私人生活及其私有财产的使用和处置。 即使是宪法原则,也应是“关于特定个体之权利所作出的个别裁决中归纳或概括出来的”。否则的话,宪法永远都是一纸空文,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公民自由时常遭到侵害。 他还告诉我们,“法治”不难,它存在于人类社会已经很久了,实现它只需要一点点智慧。“这种智慧就在于:在罗马、英国的体系中,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立法机构是多么超然,因而,当罗马法和英国法的法律制度处于巅峰时,罗马人和英国人的个人自由的范围是多么宽广。” 简言之,自由是秩序之母,政府越小,法治越佳。 莱奥辛诚挚地呼吁,在法律制度之中,一定要“珍视个人之价值”。

 

其实莱奥辛的观点很简单, 就是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是法律置于国家统治者之上, 第二是法律的制定一定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因此立法和行政需要分开,同时立法者必须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前瞻性,而法律的出发点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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